党圣元:以《讲话》精神引领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2017-08-23 来源:《社会科学家》 作者:党圣元

  内容提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承担着探讨、阐述、构建、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学术使命,肩负着活跃、拓展、深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现实任务。作为当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创新性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崛起后对文化崛起的渴望与布局所提出的文化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始终面向不断变动中的文艺、文化和社会现实,在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会通的同时,主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化研究发展中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进一步推动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关 键 词:《讲话》/马克思主义文论/儒家文学思想/守正与创新/新常态

  作者简介:党圣元(1955- ),陕西子洲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学、中国古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5年10月,时值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新华社又发布了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全文。《讲话》从强烈的问题意识出发,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发展的现状、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使命,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体现了当前时代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性质、地位、功能等方面的最高认识,开启了中国形态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成为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重要文献,必将载入历史史册。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讲话》的全文发布,不仅是我国文艺界的盛事,也是文艺理论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的盛事。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承担着探讨、阐述、构建、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学术使命,肩负着活跃、拓展、深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现实任务。作为当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创新性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崛起后对文化崛起的渴望与布局所提出的文化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新的历史处境和时代格局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为思想和行动指南,强化意识形态责任,认真研究、深入领悟、积极宣传,紧紧抓住这一新的历史契机和思想起点,推动、深化中国形态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为此,我们需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始终面向不断变动中的文艺、文化和社会现实,在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会通的同时,主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化研究发展中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进一步推动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过程中承担起应尽的使命和职责。

  一、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是探索如何实现富于时代特征与民族精神的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构建出富有时代特色、适应当前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需求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话语”,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当代形态化”。对此,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的重读、细读,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真谛和精神实质,努力在马克思文论研究与文艺批评中通过向“回到马克思”借力,达到实现“发展马克思”文论学术创新与学科推进的目的。有鉴于此,必须正确处理好“守正”与“创新”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守正”中坚持“创新”,在“创新”中做好“守正”。

  反思几十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曾经走过的弯路,在处理“守正”与“创新”的关系上存在着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教条地“屈从、顺从原典”,抛开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创新的时代要求和时代课题,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过度依赖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内涵的解读与阐释,把马克思主义文论变成了一种与现实生活、社会实践、时代精神相脱离的“文本解释学”;二是抛开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而片面地强调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抛弃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时代和实践背景下的原有理论判断,认为“回到原典”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缺乏“现实观照”的、“为文本而文本”的经院哲学。以上两种倾向的共同缺陷在于,它们均割裂了“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乃至全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守正”都是“创新”的必要前提。所谓“守正”,“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1]只有“守正”才能正本清源,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原典”的源头活水;没有“守正”而空谈“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导向“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同时,“创新”才是“守正”的目标,只有“守正”而没有“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容易走向“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因此,“守正”或者说“回到原典”,绝不是仅仅为了简单地“回到马克思”,而是服务于更为深远的理论目标——“发展马克思”,恢复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回答新的时代课题。

  今天,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之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根本途径,更应当努力做到“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实现“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那么,应该如何通过“回到马克思”并实现最终“发展马克思”的目的呢?我们知道,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匈牙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acs,1885-1971)就在其《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首次倡导要“返回到马克思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产生了一种十足的和完全任意的主观主义……但如果今天马克思主义要再次成为一种哲学发展的活力,那么必须在所有问题上返回到马克思自身。”[2]卢卡奇所谓的“返回到马克思自身”,目的是为了重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所阐述的本体论,这在当时西方修正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风行的时代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合理意义。然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回到马克思”,与四十年前卢卡奇所谓的“返回到马克思自身”不同,它有着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回到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当年的文本和思想,而是立足于当前新的经济社会状况、时代精神和实践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原典精神”切入中国的“当下现实”,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中国形态化”提供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换言之,我们所说的“回到马克思”是一种当代语境下的“回到马克思”,是站在当代思想的前沿阵地和理论高点去回溯历史,或者说,“回到马克思”是与“发展马克思”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将“回到原典”和“切入现实”相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1]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在赋予原典著作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不断进行富有时代特色的理论和话语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要始终面向动态中的文艺、文化和社会现实

  理论的生命来自现实。是否对现实具有阐释效力,是判定一种理论有效与否的根本准则。这对致力于强调不能“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更是如此。马克思曾经断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从发展的角度看,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于二十世纪初逐渐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最终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就在于马克思主义通过不断地面对当时的“中国经验”、“中国问题”、“中国现实”,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即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抵御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现代国家建设。就像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阐述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时所说:“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由此,毛泽东同志总结得到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5]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现在,我们中国的共产党人已经熟练掌握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抛开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和中国现实,要始终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中国现实,而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时代条件下呈现出了不同的话语体系和阐释方法。近代以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提供了现实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来以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逐渐失去了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话语随之根据新的社会现实条件,实现了从“革命”到“建设”话语的转换。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这一新的历史阶段,面对这一新的时代条件和现实状况,许多曾经适应于革命或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概念、范畴、命题已经过时,那种曾经盛行的匍匐在经典之下的经学阐释方法必须放弃。新的状况迫切需要在既不违原典精神、又能体现传承创新精神的前提下,创生、形成一批符合当今时代之现实需求、具有思想深度与理论内涵的话语系统和阐释方法。也就是说,当前,马克思主义要继续获得蓬勃的生命活力,唯一的出路是不断正视和面对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努力将当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和文艺实践过程中的“中国经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此处,“中国经验”的提法,本身即意味着我国在现实层面还处于探索发展的过程之中,在理论层面尚没有上升到哲学高度,尚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不确定性。因此,自觉地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仍然当成是当前学科性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具体到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当代形态化,不能仅仅依靠学术史的撰写,也不能单纯存在于对理论的推演之中,而必须化入中国当代文艺文化的具体实践之中,在具体介入当代文艺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从具体的文学文化现象中提炼和生发。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见证中国的现实,向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思想文化现实、文学艺术现实充分敞开,在关注现实的过程中,强化与当代中国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意识,呼应时代主题,在研究中增强对于现实中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现象的介入、反思和批判。由此,始终直接面向中国经验进行哲学层面的提炼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中提问方式转型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其最直接的理论资源和内容,这不仅是当下思想文化建设、文艺理论批评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之阐释有效性和现实发言权的必然所在。

  三、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充分重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种思想资源之间的关系,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另一个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相异性”亦有“相通性”。二者的“相异性”主要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环境中形成且适应于中国传统社会之政治、经济状况的思想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在自由资本主义获得较快发展、欧洲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社会大生产发展到较高阶段后所产生的思想体系。迥异的产生环境、滋生土壤,使得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深刻认识和把握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能够为近现代中国提供中国传统文化所无法提供的新东西。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在具有“相异性”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具有“相通性”:比如,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以及在对待人类社会的发展上所持有的历史的、辩证的态度等。事实上,也正是二者之间的这些“相通性”,才构成了近代以来不断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形态化的内在基础和逻辑依据。

  近现代以来,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支持。但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两大思想资源并不是互不影响地、平行地起作用的,而是互补、共生和会通的。可以说,正是二者在中国的大地上的互补、共生和会通,才最终形成了具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由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同样是要努力把这两大思想资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我们知道,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但是,作为主要适应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文化形态,不可能也不应简单地直接移植;要使之成为能够指导当前中国人民实现民族振兴的思想资源,必须“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对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科学的改造和扬弃。[6]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既不能片面地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厚今薄古。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7]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老一代共产党人,在思想文化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使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化,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的价值”[8];“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9]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化,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能否真正实现“中国梦”,能否真正在民族解放的基础上推进民族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

  具体到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其中国式提问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继续大胆吸收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和传统文化精华,这不仅要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更为重要的是,要始终突出实践逻辑,运用中国哲学和文化智慧来解决实践提出的中国问题。以此出发,需要我们拆除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中国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精华之间的文化意识形态阻隔,打通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的对话途径,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中国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精华的会通。由此,我们所面对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会通“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二者之间之会通“如何可能”的问题。或者说,“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之间在思想和价值分野方面之异同、“如何”打破历史形成的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阻隔、“如何”超越以往研究中“体用论”窠臼的束缚、“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思想文化对话过程中实现互容互看、互济相成,这不仅直接关系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之未来,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研究的题内应有之意。

  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互诠互释的会通,既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视为向中国传统文论的完全复归,即所谓在核心价值理念方面完全复古化、儒家化;更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化的过程视为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又一次抛弃,以致当代文论在思想文化血脉上与传统文论更加隔膜甚至彻底断裂。具体来说,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之间的“会通”,要注重在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努力:第一是“互通”,即发掘二者在辩证思维、民本观念、知行合一、注重实践、强调集体等方面的相通性,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中国形态化的基础;第二是“互补”,即充分挖掘二者的相异性,努力推动二者在社会功能、学科视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相互补充,这是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中国形态化的关键所在;第三是“互融”,即在互通、互补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综合创新,建构出中国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此互通、互补、互融三个环节构成的“会通”过程中,既要以历时性的方法探寻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理论前提与内在机理,又要以共时性的方法探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论苏俄化、西方化之间的根本差异和共同规律,明了哪些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普遍规律,明辨哪些问题可以进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问题域,又有哪些异域的方法路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和吸收。

  四、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成果

  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整体而言仍然存在着偏重本土视角的研究倾向,而在通过着眼于比较、共时地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成果方面还相对缺乏。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要应对全球化趋势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必须积极学习、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1]这是因为,其一,当前我们依然处于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的时代,不同国别、地域的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来说仍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我们在现实关怀、文化意识、问题意识、批判意识、方法论哲学等方面仍然需要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和借鉴。其二,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文化研究,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研究中的显学,他们在关于文学批评、文艺理论、文化研究与美学等方面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研究成就及他们在研究中所形成的方法论,对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在强调本土视域必不可缺的同时,及时掌握、积极借鉴不同国别、地域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我国当代文论和美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成果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发端于美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the Ecological Marxism)、有机马克思主义(the Organic Marxism)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借鉴和启发意义①。就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而言,它把文化视为社会结构整体中的一部分,重视环境因素之于文学和文化产品的作用和影响,并将其关注的议题扩展到阶级、种族、性别、身体、话语、权力、大众传媒、日常生活、流行文化、视觉图像流等领域,这启发我们:文学研究也可以接过文学作品中触及的许多现实问题,像文学创作那样直接对“社会”说话;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强调社会、环境等因素,不仅不会丢掉文学,反而更可能在文化、社会、政治、现实等多重关系网络中精确地定位文学。就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而言,他们通过揭示当代人类整体生态环境面临的严重危机,打破了“生态殖民主义”、“生态帝国主义”、当代西方社会依存的“无极限增长”理念以及西方传统绿色理论中强调人与自然之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把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变革同实现人和自然关系的变革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生态理论和融合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过程哲学思想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这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人和自然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且教会了我们如何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批判精神以帮助提升人们的审美意识,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视域中生态美学学科的形成。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借鉴当代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和经验的同时,“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1]要注意规避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和教训。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仅仅注意到了中心化的、霸权式的一体化力量,却忽视了大众在规避、抵抗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操控的努力;若非英国伯明翰学派对法兰克福学派精英主义倾向的纠正,我们可能至今仍难以注意到大众在接受、消费和使用大众文化产品过程中的主动性以及大众文化积极的政治意义。伯明翰学派的局限性也非常显著:他们过分强调文化的改造而忽视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他们对民众的反抗能力过于自信,却忽视了现实中民众的真正素质和资本主义制度威力的强大;他们过于强调跨学科研究,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科分类的合理性。这是我们今天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就要求我们要注意明辨存在于西方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方法路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我们相信,将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美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拿来”为我所用,以一种宽大的胸襟、宏阔的视野,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引入“共时视角”、“世界视域”和“比较方法”,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学理认识,拓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域。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化,实际上是一个同中国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并行前进的过程。作为当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创新性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崛起后对文化崛起的渴望与布局所提出的文化主张的一部分。置身于这一全新的历史处境和时代格局,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思想和行动指南,坚持回归原典、立足现实、紧跟时代、面向世界,为推动和深化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新境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①“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均发端于美国。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阿格尔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美国学者克莱顿和海因泽克则在他们合著的同名著作中最早提出并阐述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前者详见本·阿格尔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后者详见[美]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海因泽克著:《有机马克思主义》,孟献丽等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6-05/18/c_1118891128.htm

  [2](匈)卢卡奇,本泽勒.白锡堃,张西平,李秋零.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659.

  [3](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A].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C].人民出版社,2005.55.

  [4](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A].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5]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A].毛泽东选集(第一卷)[C].人民出版社,1966.111-112.

  [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htm

  [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A].“第六部分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C].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1.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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