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学部委员、知名学者庆祝建院40周年文章摘登

2017-05-16 来源::《社科院专刊》2017年5月12日总第390期

  编者按:阳光灿烂的五月,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迎来她40岁的生日。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与办公厅联合组织我院学部委员与知名学者撰写纪念文章,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本版摘要刊登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年随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汪同三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将国际上已经比较成熟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计量经济学引进中国的可能性及途径,特别是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方面的应用。

  数技经所自20世纪70年代末成立以来,就致力于研究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经济计量模型,以及以经济计量模型为基础的经济分析与预测。为更好学习国际学术界相关领域的先进方法,提高自身水平,我们积极开展国际学术合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的帮助和指导下,于80年代后期建立了一个以计量经济学方法为基础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到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要求我们承担中国经济预测任务时,我们的这个模型已经内部运行了两年,积累了必要的经验,支持我们开始正式进行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工作。我们从1991年开始定期发布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并在国内首创编辑出版年度《经济蓝皮书》。我们的工作不仅在社会受到高度关注,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获得国家级奖项。

  开展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工作,同时为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道路是坎坷艰难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代中国经济学先驱孙冶方就倡导在中国开设经济数学,培养中国经济学工作者使用数学工具提高研究和应用水平。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有在海外学习研究计量经济学的学者像钱学森那样,舍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国报效祖国,但是最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或改行或离去。正是改革开放给予了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新生,为数量经济学的成长提供了土壤雨露,为数量经济学的应用开拓了广阔空间。实际上,中国数量经济学的本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典范性地运用了数学数量分析工具,表述和论证了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数量分析的先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在理论上是最科学、最革命的,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是最先进的。数量经济学在中国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中国数量经济学不仅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的革命的理论,也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方面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不仅数量经济学应该如此,当代中国特色经济学总体都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核心、为理论基础,同时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方面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建院40周年正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关键的一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是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质量的提升,是经济基础的夯实。奠定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基础,离不开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因此,作为经济学研究工作者,我们义不容辞地肩负着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的光荣使命。

  当今中国经济学的本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的科学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的灵魂,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是使当今中国经济学成为科学的根本保证。当今中国经济学的目的是促进中国以改革开放推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科学发展。它一方面要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丰富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理论的升华,另一方面要勇于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应用理论指导,探求应对之策,贡献智力支持。当今中国经济学的方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博采众家之长,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在理论上是科学的革命的,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是先进的开放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需要重视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中科学的有益的方法论因素,兼容并蓄,为我所用。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给经济学提出了重要的任务,更为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泉和保障。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成长为真正的现代化世界强国,中国的经济学也必将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自己的辉煌。

 

  西夏学从寂寥走向繁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史金波

  西夏,作为中国中古时期一个有影响的王朝,所留历史资料奇缺,往往被称为“神秘的西夏”。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苏联和日本的一些专家着力研究西夏,后因二战影响而停止。二战后,苏联、日本相继恢复西夏研究。中国的西夏研究迟滞,20世纪60年代方于王静如先生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民族所恢复,并招收研究生。

  抓住难点,解析繁难文字。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西夏研究又有了活力。那时西夏研究的重点是要解读出土的西夏文文献,而解读文献的前提是识读西夏文字。后来,我们得到了苏联出版的西夏文《文海》。经过前后8年时间,1983年《文海研究》出版,绝大部分西夏文字得到解释,大大提高了西夏文的释读水平,解决了西夏研究的一个难点。后来国内出版的西夏文字典大部分抄录了其中的成果。

  突破重点,译释重要文献。西夏文文献中的西夏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其内容之丰富、格式之新颖,堪称稀有。经过近4年努力,1992年,我和白滨、聂鸿音合作翻译的《西夏天盛律令》,作为《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之一种出版。后经修订、补充,又在《中华传世法典丛书》中以《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名出版。这一成果出版后,参考、利用此书资料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不断出现,明显推动了西夏研究。

  冲破瓶颈,出版原始资料。负载着重要西夏历史文化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我们多次向院里提出与俄方合作出版这些文献的建议,得到院领导和有关部门重视。1993年在院科研局、外事局组织下,由我院民族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进行会谈,确定共同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

  勇挑重担,维护活字印刷发明权。面对国家需要,1997年院科研局召集会议,设置院重点项目推进中国活字印刷术研究。我和本所雅森·吾守尔承担了该项目。200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出版。对一些错误观点提出讨论,予以纠正,进一步确认了中国首创活字印刷的地位。

  建立中心,促进学科建设。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国内外第一个以西夏研究为专业方向的研究中心。中心先后做了大量研究和促进学科建设的工作。如中心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等多部门联合,策划出版了大型文献丛书《中国藏西夏文献》。

  攻坚克难,解破西夏文草书。在整理、编辑《俄藏黑水城文献》过程中,我们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西夏特藏文献中,发现了一批未登录的社会文书。为了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出版这些文献,需要给每一件文书定名,需要先破解西夏文草书。这是一个新的难题,我们有责任破解这一难题。利用新的西夏文社会文书资料和新的文物考古发现,结合汉文史料,可逐步再现西夏社会。2001年,我将“西夏社会”申报院重点项目。经过6年努力,终于完成《西夏社会》(上下册)。2007年,我将“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申报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得到批准,同时“西夏军事文书研究”也被批准为院重点项目。

  扶持绝学,传承西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重视特殊学科发展和传承。2008年,在院领导关怀下,将包括西夏文在内的一批对学术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学科,纳入院特殊学科建设,促进深化研究,培育新人,传承学术。在院特殊学科建设扶持下,我院西夏研究又有了新发展,不仅科研项目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培养人才方面也有创新。

  联合攻关,掌握西夏研究话语权。近20多年来,西夏原始资料的大量出版和西夏文文献解读的新进展,为西夏研究增添了新动力。西夏文献、文物研究蕴藏着巨大的学术潜力,是一片待开发的学术沃土,成为基础学科中一个醒目的新学术增长点。基于上述认识,我申请了“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重大项目,项目获得批准。实施6年多来,全面推动了西夏学学科建设的进程,国内西夏研究呈现出统一布局、专家合力、各展所长、进展显著的良好态势,增强了学术自信,在诸多领域掌握了西夏学的话语权。

  40年来,我院西夏学研究不断引领潮流。2016年,我院又实施登峰战略“特殊学科”建设,西夏文学科再次被遴选为“特殊学科”建设项目,期望发挥优势,培育新人,产出代表国家水准、高质量的、标志性科研成果,为西夏学繁荣发展再创佳绩。

 

  构建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科学的40年探索

  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企业管理学经历了几年恢复转型,之后伴随中国市场化、国际化和高速工业化的进程驶入发展快车道。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马洪、蒋一苇、陈佳贵等著名学者为代表的研究人员为推动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979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我国第一本管理学学术刊物——《经济管理》创刊,为我国管理科学发展提供了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平台;1980年9月,由马洪主编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这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国外管理科学名著的系列著作;1980年,蒋一苇《企业本位论》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其中的观点不仅为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提供了理论准备,还为面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管理学发展从企业制度方面奠定了学术基础;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成立(现为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这是国内最早的专为企业管理学教育者提供交流、以促进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为己任的国家级学会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是我国最早设立企业管理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的单位之一,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个企业管理专业博士和一大批企业管理的高层次学术研究人才。

  建院40年来,我院学者们一直重视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科学,在探索中始终坚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企业管理学中的指导地位。早在1982年10月22日,蒋一苇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而努力》的文章。

  二是重视企业改革、管理与发展的系统性,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40年来,我院学者们一直活跃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学术研究第一线,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我的改革观》《公司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等,提出了“企业本位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论”、“基于使命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论”等一系列重要观点,为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三是跟踪学术前沿、不断创新管理理论。我院企业管理学科的研究人员始终关注学术前沿,围绕最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发表了大量成果。在跟踪研究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管理理论,如“企业生命周期六阶段”、“管理学发展的多元学科方法论”等,这对构建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科学具有重要价值。

  四是强调企业管理理论一定要与我国管理实践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科学,既要注重系统研究我国管理实践,还要注重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基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长期在企业进行实地调研,撰写了大量考察报告;从2007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又组织了针对企业的大规模国情调研活动。

  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发展经过了“探索奠基”、“恢复转型”、“完善提高”三个阶段,不断发展壮大,但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和气派。尤其重要的是,我国还没有独立提出来自于中国管理实践,具有国际影响、被国际管理学界所接受、对指导管理实践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管理理论。研究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企业管理创新与发展,从国际视角分析经济发展“中国经验”的企业管理内涵,是未来我们构建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科学的重大任务。

  以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为标志,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进入了一个“创新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为指导,按照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在不断创新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科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模式和完善的学科体系。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人员的光荣使命和伟大责任。40年的探索和努力是我们光荣的历史,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创造辉煌的未来。

 

  时空社会学在中国兴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景天魁

  随着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脚步越来越铿锵有力,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越来越强。在此背景下,中国学术勇立潮头,各学科竞相争妍。时空社会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由点滴雨露汇成涓涓细流,融入奔腾的学术洪流中。

  时空社会学在中国迅速成长为一门新兴学科,是从时间和空间特别是社会时空的特性和视角出发,运用时空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结构和过程的一门分支社会学。在国外,社会学开展时空研究基本上领先于其他学科,在国内却落后于哲学、文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但在20世纪末,时空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登场以后,发展却很迅速。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有越来越多的很好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了。此后,不仅优秀成果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更为可喜的是,作者大多为年轻人,这预示着发展的后劲会很足。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时空社会学研究成果不仅以更高频率大量涌现,而且研究态势出现了几个特点:第一,从介绍性、模仿性研究,转变为自主创新性研究,更加坚定地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第二,从特定视角的经验性研究进入到系统的学理性研究;第三,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方式从单一的散兵游勇式推进的研究,发展到研究团队协调式推进的研究;第四,吸引了相邻学科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哲学、人类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各路大军相互支援、相互启发,开始形成广阔的学术平台。

  时空社会学适应了刻画与解释中国崛起过程的需要。其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召唤从时间性和空间性上对之予以刻画和解释。重大的历史变革有可能在时间性和空间性上出现基础性的变化或“特色”。而在社会变革中,时间和空间不再仅仅是外在“坐标”,而是内在的基本变量,时空特征变化会成为解释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

  同时,许多作者敏锐地把握到中国崛起过程的鲜活经验,开展了异彩纷呈的时空社会学经验性研究,这些研究聚焦于我国进入深化改革关键时期的时空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运用时空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从多领域、多视角、多维度研究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使时空社会学在中国呈现出蓬勃生机,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社会学研究》等期刊也及时推出了一些创新性的论文。其中很多文章涉及了网络社会、城市居住、乡村规划、福利资源配置和企业经营诸多方面,显示出由于时空的基础性,时空研究展示出宽广领域和勃勃生机。同时表明,时空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的初创阶段,就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积极呼应并且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

  适应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需要。当前,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任务非常迫切,在这方面时空社会学可以大显身手。因为学术话语与时空场景关系密切,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必须着重于时空转换。

  在国外,社会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是“空间转向”,这种“转向”并非简单地将过去那种物理情境的时空概念原封不动地拉入社会理论,而是意味着从社会主体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时空的本体论意义,进而将时空的存在理解为社会性的建构,这当然很有意义。而在我国,还应该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时空重塑”,这是构建适应中国崛起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必要条件。

  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时空特性,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内在变量。重塑时空观念正是时空社会学的旨趣和优势所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在时空延伸的环境下发展,因此其发展的基本路径是社会进化;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环境是时空压缩的,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就需要采取超越进化的发展路径。所以,“时空重塑”就是探索在当今时代,如何实现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的统一。

  时空社会学的迅速发展表明,社会学作为一个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学科,响应社会实践的呼唤,紧扣时代主题,是其发展的根本所在。

 

  回忆我如何跨进社会科学的殿堂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冯昭奎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我感到,正是中国社科院长期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才使我这个因“偶然”因素欲调社科院的电子工程师,在1983年6月为社科院迅速接纳并获得了良好的研究条件。1965年我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后,一直从事电子技术工作。1983年我得知人才可以流动了,开始萌生从事我所喜爱的科技资料翻译与分析工作的念头。一次偶然我得知社科院日本所在“招兵买马”。正是这么个偶然,改变了我中年以后的人生。

  进入社科院后,我才感到“隔行如隔山”,自然科技与社会科学是两个很不相同的领域,长期从事技术工作的我,突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研究领域,周围都是与自己“出身”迥异的文科同事,一时感到难以适应。通过对社会科学与国际问题研究的初步了解,我决定利用自己在大学时期打下的科技知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日本科技,显然这在当时的日本所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研究方向,却得到了当时所领导的支持、鼓励和指导。

  日本所的阅览室藏有丰富的日文报刊资料,我在上班后就一头扎进阅览室查阅资料。就在进社科院的当年我发现,美国国防部要求日本“提供军事技术”,当时我觉得很纳闷,美国究竟要日本提供什么?我决定仔细探讨这个问题,以此作为我改行搞社科研究的第一个题目。

  通过核对各方面资料,我将美国军方感兴趣的日本“军事技术”归纳为16个项目逐个进行分析,得出了四点推论:一是阐述了很多高技术具有军民两用性。二是阐述了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既有各自个性又有共性、既互相区别又可互相促进和转化的辩证关系。三是阐述了在很多高技术领域,作为模仿者的日本反而超过了作为发明者的美国。四是阐述了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成为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要纽带。为了迅速向上反映情况,我于1983年8月12日在《参考资料》上发表了“美国要日本提供什么军事技术”的长篇报告,其后有关部门的学术刊物《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进行了转载。

  当时国内外正在热烈开展有关“新科技革命”的讨论,所领导安排我在1984年上半年去日本考察。这次考察令我大开眼界,对富于“职人(工匠)精神”留下了极深印象,日本学者甚至把数十年如一日锤炼的“一技之长”的中小企业群称为日本的“国宝”。1984年6月我回国后,在所里组成课题组,动员全所同事撰写了“日本的新技术革命”专刊共四十期。当时正值邓小平倡导“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引领全国掀起了学习日本发展经验的热潮,“日本的新技术革命”专刊在政府部门、大学、研究机构乃至媒体征得了5000多订户,其中,有十几期专刊的部分内容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日经产业新闻》等十几家国内外报刊所转载。

  至此,我终于产生了一种“已经跨入社会科学的殿堂”的感觉。当然,这是与中国社科院提倡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的学术氛围,与日本所领导的具体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其后,我出版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科技问题的著作及论文。通过30多年的研究工作,我体会到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技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对于促进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课题,实现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将大有助益。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激发了我再一次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科技问题的积极性。研究“科技革命”曾是我34年前调入社科院的第一个课题,如今已届喜寿的我又潜心于研究习总书记提出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这仿佛是一个循环,但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决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积月累、不断升高的研究成果高峰再垒新土。

 

  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朝戈金

  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目前大略而言有如下特点:一是与民族语言多样性密切相关的文学的多样性;二是口头文学极为发达;三是专业人员缺乏;四是资料学建设任重道远;五是若以民族语言支系和文化板块为划分依据,则可看出各分支发展很不均衡;六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西方人文学术格局中的“东方学”领域,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历史久、名家多、成果好、影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原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初。本研究所的建设道路,正好从几个方面印证了上述特点:如同全国普遍存在的本领域专业人才严重不足一样,本所的研究人员只有十几个民族成分,专业涵盖面不可能完整。本所研究人员多从事民间口头文学研究,只有几人从事作家书面文学研究。为了对“墙里开花墙外香”局面有所校正,亦为了推动本学科发展,本所近年大力推动与国际学界的对话和合作,目前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等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鼓励研究人员在国外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在境外出版学术专著,目前已有收效,若干本所学者在国际学界有了一些声望和影响。

  在有限的条件下,民族文学研究所曾提出研究所建设的“四梁八柱”方略:简单说,就是要把民族文学研究所建设成为全国性的学科资料中心、学术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以及田野基地的建设中心,这四个中心就是四根“梁”;八柱则是指当时与地方政府合作建成的分布于边远民族地区的八个田野调查基地。在确定了该建设方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所的发展日渐稳健,也更见成效。就以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来说,在本所荣誉学部委员贾芝、刘魁立、仁钦道尔吉、郎樱等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的引领下,后继人才渐次成长起来,逐步形成了年龄结构和学科布局比较合理的梯队。在人才教育方面,本所通过成立于1983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培养了数量可观的各民族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短期专题交流、境外中长期研修等,也都是专业人员培训的有效手段。这些方式合起来,发挥了重要的人才培养作用。

  一些重大课题从20世纪80年代陆续得到立项。近年来,“格萨(斯)尔抢救、保护与研究”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和招标项目,先后由本所主持和推动,整体上提升了学科水准和影响,也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了本所的学术地位。双月刊《民族文学研究》1983年创刊以来,刊发了大量本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成为本学科最重要的学术阵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本所的网站在传播知识和信息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本所主管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发挥了团结全国同仁、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每年召开的会员代表大会,成为本学科最令人瞩目的活动。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以其极为丰富多样的存在方式,为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和巨大生长空间。不久的将来,反映中国各民族文学长期相互影响和彼此交流的全景式的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必将面世,其中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程的书写,将主要有赖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众多学者的贡献。在中国文学的学术格局中,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将会是发展最快的学科,也将是生成最多学术生长点的学科,其学术的、文化的、社会的意义,也将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在全球不同文化频繁对话交流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在提升各族人民文化自信心,推动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以增进理解、消弭误会方面,在通过不同文艺之间彼此尊重和欣赏从而增进和谐关系方面,都将发挥重要而长远的作用。因此,从国家治理的层面关心和重视,进而采取具体举措大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加大人才培养规模,壮大学科队伍,以实现多民族文化强国的愿景,当有益于国家政治文化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文明的长久繁荣。

 

  永远在学习、传承和创新的路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陈祖武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揭开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序幕。1977年,顺应时代洪流,中国社会科学院由中国科学院剥离而出,登上了新时期的历史舞台。翌年,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我有幸负笈京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师从杨向奎先生问清儒学术。岁月流逝,转瞬间,近40年过去。当年不过35岁的年轻学子,如今不觉老之骤至,已然步入桑榆晚境。回顾近40年经历,千头万绪,百感交集,除却感恩之外,依然还是感恩。

  在中国社科院的40年,是刻苦学习的40年。研究生三年,自不待言。走上研究岗位之后,伴随科研实践,学习不断深化。首先,要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诸如《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和《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其次,结合自身专业,除了通读二十四史,尤其是前四史和史学基本要籍外,还要向所内外的众多史学大家学习。学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学习他们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优良学风,学习他们“板凳甘坐十年冷”的钻研精神。以侯外庐、尹达、杨向奎、任继愈和林甘泉诸位前辈大家为楷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将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探讨中国古代学术演进的独特道路,成为我一生的坚定信仰和执着追求。

  中国社科院的40年,也是传承中华优秀学术传统的40年。中国社科院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的中心,四方瞩目,举足轻重。作为全院的一个老研究所,历史所自1954年建所,素以人才济济、学风严谨而著称。纳入社科院主管之后,全所科研工作一直实行严格监督和科学管理的课题制。在这一管理体制之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老一辈专家的核心作用,利用人才相对集中的群体优势,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组成结构合理的学术团队,群策群力,攻坚克难。40年间,不惟推出了一部又一部的学术力作,而且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术人才,实现了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入所之初,我先是参加杨向奎先生主持的《清儒学案新编》课题组,协助其处理学术事务,并承担其中《亭林学案》的撰写。随后,又奉调王戎笙、何龄修、郭松义、张捷夫诸位先生主持的《清代全史》和《清代人物传稿》课题组,董理清代前期学术,撰写相关学者传记,前后历时十余年。其间,还一度临时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辞典》和《中国史稿》的撰稿任务。十余年间,在不同学术团队中的锤炼,不惟长足地增长了学术积累,提高了学术见识,而且传承了老一辈专家讲责任、重担当的可贵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老一辈专家陆续离开科研工作第一线,学术传承的担子逐渐落到如我一辈学人的肩上。1998年,以《乾嘉学派研究》为题,我与所内的几位年轻同志结为课题组。经过7年的共同努力,2005年初,完成了第一项研究成果——《乾嘉学术编年》。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欣然抱病题签。之后,再成《乾嘉学派研究》,该书承中国出版集团和人民出版社不弃,先后纳入《中国文库》和《人民文库》。

  中国社科院的40年,归根结底,还是为学术创新而奋斗的40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不是教条,更不是标签,而是科学,是认识和解读历史问题的指南,是实现学术创新的利器。学贵求新,永无止境,古往今来的中国学术史业已再三证明,创新乃学术发展之生命。生命不息,奋斗不已,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最好的纪念。

 

  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海鹏

  201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迎来建院4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40年前,党中央批准将原属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伊始,全院只有约13个研究单位,设备简陋,研究条件较差。今天,除职能部门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近50个业务研究单位(包括出版社),这是全世界最为庞大、集中的一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

  党和国家赋予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定位。自建院以来,中国社科院围绕三个定位,服务于党和国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开展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政策问题的研究。

  近10年,为了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组建学部、实施创新工程、定期发布重大科研成果,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繁荣、在社科院建立制度机制、提升创新能力、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打下制度建设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华民族复兴、为治国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其中包括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现状进行了切中时弊、十分中肯的评论。

  面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先要明确体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战略。思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我认为,首先要明确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指导思想。离开了这个指导思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走偏。其次,要立足于我国实际,既要立足于我国现实任务和目标,也要立足于我国历史实际,立足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实际。脱离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实际,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们的哲学家应该在《实践论》《矛盾论》等基础上,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生的巨大进步、人民群众身边发生的鲜活的变化,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生动概括,形成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哲学体系和概念。

  我们的历史学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科学论断,切实做好历史学的基础研究工作,根据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总结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探索我国历史历经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探索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规律,探索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核心理念和价值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和学术概念。

  我们的经济学要透彻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运行规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透彻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服务的,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从而摒弃以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经济学主张,建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向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我们的法学、社会学、民族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都要在研究我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

  我们还要在建设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上下功夫,使愿意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青年一代受到最好的科学训练,使他们沿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道路继续前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把研究生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切实办好。

  我从196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其后经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40年的发展历程。人生四十而不惑。我相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历40年发展,已经成熟。我们各个学科领域已经有了丰富的学术积淀,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科体系,应该正是时候了。

 

  做回应重大现实关切的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张宇燕

  我在中国社科院学习工作了34年。可以说我的专业学习与科研工作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社科院特别是世经政所进行的。在社科院建院40周年之际,我想从研究室设置和学科建设的角度,谈谈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研究是如何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成长发展的。

  伴随改革开放大潮前行

  世经政所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世经所”)。建所之时世经所设有社会主义国家组、资本主义国家组和编译室,研究工作主要是为中央及中央有关经济部门服务,把研究现实问题放在突出地位上。

  改革开放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相关领域和区域的研究需求越来越明确、细致和具体,世经政所的学科规模及结构设置也随之作出了调整,体现了不断提升的专业化水平与更加细密的分工。

  1978年至1982年,世经所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组调整为苏联东欧研究室,资本主义国家组调整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室,编译室调整为综合统计研究室。此外,世经所还合并筹建中的世界政治研究所成立了世经政所。充实合并之后,世经政所的研究领域较之前有显著扩展。

  1982年至1988年,苏联东欧研究室改为苏联东欧经济比较研究室,亚非拉研究室改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室。上述调整让学术研究领域的专业性更加集中和突出。

  1988年至1993年,世经政所设立综合专题研究室;亚太研究室撤出并与南亚与东南亚研究所合并为亚洲太平洋研究所。1993年至1998年,苏联东欧经济比较研究室改为世界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室,反映了“苏东剧变”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扩大了经济体制比较研究的视野;其间,世经政所新成立了世界形势研究组,加强了现实问题的研究和上报。1998年至2009年间,世经政所成立了跨国公司与国际经济组织研究室、世界产业结构研究室、国际金融研究室、国际贸易研究室、国际战略研究室和经济发展研究室;综合专题研究室析出世经政所成立了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后来发展为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2009年以来,世经政所最终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要以国际问题相关学科为基础设置11个研究室的科研组织结构。

  民族复兴阶段的新型智库

  当前,就世经政所主要研究领域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来说,面临着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抬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复杂和不确定局面。面对这些问题,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就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和院创新工程及智库工作部署,世经政所在继续夯实已有研究优势的基础上,启动了新型智库指向的学科建设新的发展进程。

  一是鼓励各研究室凭借本学科扎实的基础研究,关注重大政策研究问题,扩大和增强与中央及有关职能部门的联系。二是鼓励各研究室之间开展跨学科交流、支持和联合攻关,针对重大政策与现实问题提出综合应对。三是鼓励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智库国际话语权。积极为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各学科研究人员创造机会,到位于本领域全球前沿的智库等研究及政策机构调研、开展合作研究和咨询等。

  总之,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各学科几十年来设置、演变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面临的国家发展现实需求,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到民族伟大复兴不断推进中的变化,及我院世经政学科回应这一变化的历程,反映了世经政所智库建设“服务现实、服务大局、服务中央、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体现了中国社科院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和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定位,为及时、有效回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新要求,作出了有益探索。

 

  建设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 做党的合格理论战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李崇富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其发展状况,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衰成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最大的综合研究中心,承担着党和国家所赋予的崇高而光荣的职责定位。故而,把我院建成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思想政治任务。我作为参与建设和守护这个思想理论阵地的老年学者和理论战士,深感自己面对的责任重大、环境严峻、任务艰巨。

  从实际情况看,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历来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而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但客观事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马克思主义学科的配置设立、队伍壮大、人才培养和逐步发展,同新时期倡导解放思想、实行体制改革,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体上是同时问世,同步发展,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

  1977年和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下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专门学科在我院正式“安家落户”。2005年12月,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成立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这前后设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以及构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等理论平台,则表明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更为蓬勃发展和兴旺发达的新阶段。护卫、坚守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所指导的意识形态阵地,任何时候都是全党特别是党员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为党的理论战士,应当始终如一地努力为其提供理论支持,争取有所作为。

  我们努力争做党的合格的理论战士,要不断结合现实问题和自己的思想实际,坚持终身学习、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和基本理论。学懂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要站在工人阶级和党性立场上学,基本途径是要结合社会实践和本人的思想实际学,客观标准要重在实践、言行一致。

  我们作为党的理论战士,应当结合实践和现实需要,进行理论研究和思想宣传,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提供理论支持。为此,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同认真学习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起来,使理论工作为社会实践服务。

  我们作为党的理论战士,在新时期的新旧意识形态较量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坚守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近一段时间,我与同行学者一起,撰写和组织文章,旗帜鲜明地批驳一些错误思潮,旨在维护改革和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我们作为党在理论战线的战士,要教书育人,严格地要求、引导和培养后辈学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世代相传、后继有人,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对于那些有志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的后辈学者,主要是引导和帮助他们,结合实际,净心深造,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和基本理论,力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确立起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以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信奉者和践行者。

  我们深知,学习无止境,斗争未有穷期。我院的思想理论阵地在同错误思潮较量中,继续加强建设,正方兴未艾。尽管我年过古稀,但决心站好最后一班岗,为把我院建设成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发挥余热、尽绵薄之力。

 

  【声明】本文于2017年5月16日转载自《社科院专刊》2017年5月12日总第390期,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原网站文章内容更改,以原网站为准,本数据库对因文章内容引发的一切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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